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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最开始演绎，停止消费的最初几个小时及最初几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欲望和需求？谁的生活变化最大，谁的生活变化最小？地球会不会开始愈合，如果会，有多快？接下来，我探讨了似乎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同时发现即使在灾难中，我们也会开始适应。与记忆中每一次类似的思想碰撞不同，我的这个实验并没有以人们尽职地回到商场而结束。相反，随着停止消费从第一天延续至数周、数月，我们改变了制造方式，围绕新的优先事务组织生活，为失去消费欲望的全球文化找到不同的商业模式。最后，我展望了这种演变在几十年甚至几千年后可能出现的结果：从虚拟现实到一个自然复苏的地球，再到一种更简单的生活，也许比我们想要寻求的更简单。“停止消费”究竟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说“把东西买了”，这通常意味着我们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比如食品、洗涤剂、学校用品，当然还有卫生纸。有时候，我们说“咱们去逛街吧”，这往往是说我们在寻找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商品。今天，在大多数人所处的社会中，社会和经济生活主要以消费为中心：我们是消费者。然而，在日常对话中，“消费者”往往只是指那些把花钱买衣服、玩具、饰品、美食或花钱度假当作消遣的人。“消费文化”是指每天大量袭来的广告、甩卖、趋势、快餐、快时尚、娱乐和时兴的小玩意儿，我们的大脑已被它们霸占。
库兹涅茨还承认，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平等的。他后来在《新共和》杂志上撰文写道：“‘提高’增长的目标应该具体说明提高哪一部分以及原因。”他还指出，在独裁国家，增长有时是通过压迫或煽动人们出于对外敌的恐惧和仇恨而更加努力工作来实现的。库兹涅茨希望国家账本有加减栏，不过哪种经济活动应该计入哪一栏有待商榷。他认为，应该从GDP中减去军事开支，而不是像如今这样将其涵盖在内，因为国防开支是一个国家因为潜在攻击者而被迫花的钱，这些钱本来可以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库兹涅茨并不是消费文化的极大支持者。亚当·斯密认为，某些形式的经济活动是不可取的，是具有破坏性的，库兹涅茨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GDP应该“从更开明的社会哲学的角度，而非营利社会的角度”反映经济目标。他认为广告和金融投机应该被标为“危害，而非服务”。他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家庭主妇的无偿工作是否应纳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
罗伯特·F.肯尼迪后来呼应了库兹涅茨的想法。1968年，肯尼迪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也就是他被刺杀的三个月前，做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美国的物质贫乏与更大的“满足感、目标和尊严的贫乏”匹配，他将GDP斥为衡量国家状况的一个糟糕标准。他表示：“我们在太长的时间里积累了太多的物质，似乎已经在单纯的物质积累中放弃了追求个人卓越和社会价值。”他指出，是香烟广告、救护车、家庭安全、监狱、红杉林的破坏、城市扩张、凝固汽油弹、核弹头和美国警察在城市暴乱中使用的装甲车推动了GDP。“它不包括诗歌的美或婚姻的力量，不包括我们公开辩论的智慧或公职人员的正直。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机智和勇气、智慧和学识，也没有衡量我们的同理心和对国家的奉献。简言之，它衡量了一切，却把那些赋予生命价值的东西排除在外。”
这种悲观和失望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经济灾难往往会缓解与消费有关的地位带来的压力。例如，即使经济衰退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的情况，炫富往往也会被视为低俗的做法。人们会穿得更朴素，买不那么张扬的房子和汽车，节俭变得更容易接受。芬兰人整体上不怎么怀念大萧条的时光，但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记忆中，那是一种解放。20世纪80年代色彩鲜艳的服装和大肆宣传的品牌被人们抛弃，黑色皮夹克和牛仔裤成为新宠，而且牛仔裤越破越好。欧洲和北美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时也是如此。随着就业机会的减少，人们的雄心受挫，但想要获得成功的压力也随之消散。“低消费的生活方式会避免很多问题。”一位女士告诉我，“你不必担心穿什么，车是不是最新款，房子新不新。”当世界停止消费时，这种解脱感是最重要的一种心理转变。
巴塔哥尼亚可以说是第一个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反消费品牌。该公司将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反消费人群身上，同时积极鼓励人们降低消费，以此来扩大市场。在一个推行“计划报废”的世界里，很多公司故意把产品设计得很快就不能使用，很快就会散架或过时，但巴塔哥尼亚推销的产品主打经久耐用的特点。除此之外，巴塔哥尼亚的许多产品还特意采用了经典的颜色和风格，免得只能使用一个时尚流行周期。公司发起了“服装回收修补计划”，鼓励人们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公司还经常发布打了补丁、褪色、破旧的服装的照片以作宣传。如果你的衣服需要修补，巴塔哥尼亚就会提供相关服务；如果你不想要了，公司就会帮你转卖或回收。巴塔哥尼亚依旧是一家不断成长的公司，它处于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时代，但它的行为让我们看到公司在反消费文化中可以如何做生意。
物质主义只是影响幸福感的众多因素之一。例如，幸福感研究有一个相同的发现：更富有的人觉得自己更幸福。拥有更高的收入，不仅可以购买商品和服务，还可以拥有地位、安全感、机会和对生活的掌控感。然而，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满足，额外收入所带来的幸福感就会下降，直至消失。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这一时刻标志着社会解决了“经济问题”，它已经提供了“绝对”需求，“无论其他人的境况如何，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些需求”，并开始满足“相对”需求，“只有当这些需求的满足使我们高于其他人，赋予我们优越感时，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些需求”。（凯恩斯在1930年写这些话的时候已经看到“第二等级的需求”可能无法被满足，因为优越感的标准随时可以提高，而且绝对需求并不局限于衣食住行，还可能包括诸如生活中能提供一定程度的舒适和享受等的必需品。）
布洛维说：“如果当时你走进苏联的任何一家商店，除莫斯科外，你会觉得人们正在挨饿。”与此同时，各家各户的厨房里堆满了食物。在外人看来，苏联的体制看上去是极其失败的，但对那些了解其内部运作的人来说，生活足够舒适。布洛维深情地回忆起苏联上好的面包，上面涂着厚厚的酸奶油。国家提供的住房虽然粗野破旧，但大多是免租金的。他认识的苏联人都把自己的公寓装扮得温暖宜人。极地家具公司坐落在一座现代化的大楼里，配备了从德国进口的先进技术，工人工资可观，还有退休金和便宜的食堂饭菜。人们的家里有烤面包机、电视、汽车和洗衣机。布洛维说：“你不会说他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但他们不穷。他们有房子住，只不过有时非常拥挤。他们有就业保障，孩子的学校也还可以。很少有无家可归的人。”
当麦克·布洛维回想起苏联的陨落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斗争或贫困。布洛维说，这次解体最特别的一点是，文明并没有走到尽头。（他后来写道：“这里既没有大规模饥饿的情况，也没有罢工和粮食暴动；社会既没有被摧毁，也没有发生爆炸式增长。”）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乡间别墅，人们聚在那里一起干活。在苏联解体达到顶峰时，全国92%的马铃薯收成来自乡间别墅和园地，尽管它们的面积只占全国农业用地的不到2%。到了晚上，人们会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还会打牌、辩论、喝酒。在这场极端的经济灾难中，他们有一种奇怪的兴奋之感。布洛维说：“乡间别墅里的聚会无休无止，因为这里比公寓更宽敞。我很喜欢回忆那些年的往事。我们拥有的东西很少，但我们很快乐。”
回弹效应主要有三种体现方式。首先是直接回弹，比如发明更节能的电视会导致电视销量的提升。其次是间接回弹，比如人们把从买能效更高的电视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最后是人们知之甚少的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神秘效应，或者说“变革性的效应”。举个例子，能效更高的电视变得价钱更低，人们因此会买更多的电视，这会改变家人一起看一台电视的常态，变成每个人在自己的屋里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这会促进更有针对性的电视节目和广告的产生。到那时，整个消费经济会向十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这就是近期全球发展的模式，人们对环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更清洁、更环保的技术所产生的益处。当回弹效应让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局面时，这种情况被称为“回火”，也就是适得其反。我们创造了一个适得其反的经济体系，一种适得其反的文化。
我们在减缓注定会无休止扩张的经济时，其实只是重新加入了历史大部分时间所经历的那种趋势，即历时更长、速度更缓的增长趋势。凭借聪明才智，我们可以适应。我们是否想走这条路？这个更加个人化的问题则更难回答。证据表明，低消费社会的生活真的可能更好，压力更小，人们会做更少的工作或是更有意义的工作，并将更多的时间留给最重要的人和事。我们周围的东西可以是精心制作的，也可以有好看的外观，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它们会长久地陪伴我们，成为我们盛装记忆和故事的容器。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欣然地看着疲惫不堪的星球重新焕发生机：水变清了，天变蓝了，森林的面积变大了，夜莺和鲸鱼变多了。在世界停止消费的那一天，许多人将会看到一个他们想要居住的世界，其他人则会看到一个反乌托邦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