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体育官方网站,米兰体育平台网址,米兰体育官网链接,米兰体育app下载网址,米兰,米兰体育,米兰集团,米兰体育官网,米兰体育app,米兰体育网页版,米兰真人,米兰电子,米兰棋牌,米兰体育APP,米兰体育下载,米兰体育APP下载,米兰百家乐,米兰体育注册,米兰体育平台,米兰体育登录,米兰体育靠谱吗,米兰平台,米兰比賽,米兰买球

　　新闻创意设计师通常被视为专业新闻生产中的“闯入者”，冲击和挑战传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边界与合法性地位。然而，创意设计师和记者编辑在创意产品生产中相对平等的身份表明，经典边界工作理论框架已不足以阐释新闻编辑室内的“设计转向”。本文借助边界空间的概念，对M新闻新媒体平台的新闻产品生产实践进行田野观察。研究发现：新闻创意设计实践处于新闻、艺术与技术融合交汇的边界空间，“分离”、“连接”和“模糊”的话语策略为新闻创意设计边界空间的形成提供可能，进而塑造出新闻创意设计“增加价值”、“衔接真实”和“过程性参与的可能”的独特实践特征。这种边界空间消弭了对于新闻职业与非职业二元对立的理解，彰显出创意设计师的能动性，也表明数字新闻编辑室内正在形成新的劳动分工与职业规则。

　　在全球数字技术和视觉文化兴起的趋势下，符合专业规范的新闻叙事文本逐渐发展为包括短视频、H5、互动游戏和移动应用程序在内的新闻产品生态系统。数字新闻产品的出现不仅是一种视觉结构和风格呈现（Cooke，2005），还指向对专业新闻理念、新闻叙事、新闻与用户的关系等方面的再定义，而从“文本中心”向“产品中心”转变的关键在于创意设计实践的采纳和运用（Vandendaele，2020）。随着交互设计师、插画师、产品专家和用户体验分析师进入新闻编辑室，从前被认为属于图像美编的创意设计开始成为媒体机构内部独立的部门，并推动新闻生产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作为新闻编辑室内的新兴角色，创意设计师在新闻、技术与艺术的交叉空间中工作，将新闻重塑为一系列数字产品。因此，探究发生在数字新闻业中的“设计转向”对于理解新闻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在媒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理解创意设计，需要将其置于视觉和审美文化的发展脉络加以考察。早在17世纪，诗歌和绘画便是报纸的主要构成要素。记者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新闻，同时也认为自己是艺术家（Postema & Deuze，2020）。但现代性意义上的专业主义核心原则确立后，理性信息传递逐渐成为新闻机构的核心要求。从手抄时代的版画、印刷时代的插画到数字时代的创意设计，尽管视觉元素长期以来被视为新闻业的一部分，但媒体很难适应视觉表达带来的挑战，如何用视觉传达关于现实世界的信息问题也未曾得到解决。在新闻编辑室中，一些观点认为图片从属于文本，被认为是“新闻的绒毛”和次要材料（Midberry & Dahmen，2020） ，其价值在于作为信息的例证，而非信息本身。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视觉呈现的变化包含着新闻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线索（Billard & Moran，2023），同时也是对文字信息需求加速的一种回应（Zavoina & Reichert，2000），机构内部的艺术规范在和新闻规范的冲突中被削弱，视觉记者通过接受新闻规范的修辞，淡化对艺术规范的依恋从而为自身谋利（Lowrey，2002）。

　　近年来，国内外部分数字新闻产品的研究探讨了创意设计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关注传统新闻从业者如何将设计元素融入新闻工作流程和价值观（Doherty et al.，2023；Gutierrez Lopez et al.，2023），或早期互联网设计实践的惯例如何作用于受众与新闻从业者之间的互动（Mari，2023）。但这些讨论主要局限于设计手段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关注基于“局内人”视角的记者编辑如何维系自身利益与权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获得传播主体地位，原本清晰的新闻业职业边界日益模糊，并引发新闻从业者一系列维护职业自主性的边界工作行动。边界工作意味着文化权威的争夺，强调“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划分，然而新闻创意设计生产呈现出场域交叉、价值融合和边界跨越的特征，不同知识和文化体系的群体在特定场景下形成“局部共识”。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职业门槛的降低，新闻业越来越被描绘为一个“边界模糊”的领域（Loosen，2015），关于“什么是新闻业”和“谁是记者”的问题成为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尽管记者编辑借助新闻规范和话语实践试图建立文化权威，以加强专业边界的壁垒，并边缘化非专业人士（Belair-Gagnon & Holton，2018），但涌现出的大量新兴行动者正在挑战传统新闻从业者的地位并重塑新闻文化的内涵（Lewis，2012）。这些新兴行动者被视为新闻业的“闯入者”或“陌生人”，他们往往来自传统新闻领域之外，但其工作仍然反映了新闻业的社会信息功能、身份和角色（Eldridge II，2019）。有学者将新闻业的闯入者进一步分为显性闯入者、隐性闯入者和内部闯入者。具体而言，显性闯入者未必会受到媒体的欢迎，他们在新闻业的外围工作，同时提供相关的内容或产品；隐性闯入者更容易被传统新闻从业者接受，他们在为媒体做出贡献的同时并不威胁其权威；内部闯入者在新闻编辑室内工作，但并未接受记者的身份标签，仅仅作为记者工作的补充（Holton & Belair-Gagnon，2018）。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关注技术平台（刘双庆，2019）、UGC内容（黄春燕，尹连根，2022）和数据分析（王斌，温雨晰，2022）等作为新闻编辑室内的闯入者如何引发新闻业捍卫自身边界的实践。

　　综合来看，新闻业“闯入者”的研究承接边界工作的理论视角，从“局内人”视角出发将边缘行动者包含在专业领域内，一方面关注闯入者“入侵”新闻业，媒体的“边界修复”，另一方面则分析闯入者与记者职业实践的“边界交融”，总体秉持专业边界外围与核心二元结构的观点。尽管闯入者的类型有所不同，但大部分讨论强调技术力量在区分内外和塑造边界中的重要作用，并聚焦作为边界工作主体的新闻从业者。然而，在数字新闻业日益复杂的边界工作场景之下，闯入者的边界工作实践本身也在承接或创造新的职业地位与权威（Riedl，2023），一项关于创业媒体的研究发现该媒体处于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中间地带”，面临“双重边界”（白红义，施好音，2022）。虽然边界工作有助于排除寻求“记者”标签的越轨行为者，但它也让新闻领域中其他具有社会意义的可能性实践被掩盖。

　　在数字时代，技术行业锻造的创意设计特征也逐渐被新闻业所接纳。用户大量流向商业化平台媒体的现实和故事化叙事范式的兴起，使媒体开始拥抱创意设计。但科技公司和新闻机构在创意设计运用上有本质差别：前者的目的在于优化用户参与，后者则包含促进公众知情的需求。由此，数字新闻业中的创意设计天然具有跨界的色彩。具体而言，新闻创意设计融合跨界的属性体现在叙事、价值与实践方面：首先，创意设计关注视觉和审美。这符合参与式新闻生产在“情感转向”过程中将“感官”纳入新闻叙事要素的趋势（战迪，2024）；其次，艺术与新闻的价值理念往往相辅相成。有学者指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艺术界将新闻摄影、设计的作者身份合法化，并将摄影和设计作品制度化为新闻文化的一部分（Gervais & Morel，2017：354），创意设计的价值理念同时包括艺术世界的主观参与和新闻业的客观目击；最后，创意设计和新闻生产的过程并非截然分开。新闻产品的生产也反映出设计的过程，设计师对新闻内容的创造性诠释丰富了用户的新闻体验，创意设计师将自我交替定位为记者或艺术工作者（Barbour & Gill，2014）。

　　场域理论认为行动者的职业实践归属于某一场域，而边界空间视角则关注边界工作的位置以及边界之于场域的功能。受到布尔迪厄对场域形成过程描述的启发与反思，边界空间（boundary zone）概念认为边界工作既不发生在场内，也不发生在场外，而是存在于边界之间交叠模糊的空间，这一空间能够连接不同行动者和他们所携带的知识进而形成新的网络（Eyal，2013：174）。Eyal（2006）在对智库的研究中发现，政治风险分析不是严格存在于市场、国家和学术界某一单独领域，而是介于三者之间的交互重叠的空间；不同领域的行动者、知识技能和行动规则进入这一空间，形成新的游戏规则。这一空间是行动者的“机会空间”，来自不同领域的规范和价值观能够在其中组合碰撞。因此，“机会空间”的关键特征在于尚未定型和缺乏管制。类似的，有学者将关于健康的实践定义为医学、美容与健身的交叉，同时融合思想与技术（Lee，2004：1）。但很少有研究进一步考察混合职业实践是否与行动者所在的场域位置有关，也缺乏对边界空间内具体实践的深入分析。

　　伴随新闻业进入“液态”与“不确定性”的发展阶段，边界空间概念开始进入新闻研究领域。有学者发现，记者和程序员围绕新闻创新在作为“交易区”的在线学习实验室中展开跨界合作（Lewis & Usher，2016）；还有研究指出，创业记者能够融合不相容的实践和价值观从而挑战新闻领域陈述事实和陈述解决方案的矛盾（Wagemans et al.，2019）。Scott 等人（2023）在对人道主义记者的研究中指出，该群体的实践融合了新闻与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体现为补充性报道、边缘声音放大及现有报道价值的提升。为了在两种价值领域之间维持渗透性身份，这些记者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性行动，以适应并穿梭于跨界空间。既有研究为本文借助边界空间概念分析新闻创意设计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其研究对象还局限于“记者群体延伸”的范围，未能充分关注非新闻专业背景、知识和资本的行动者。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所聚焦的职业群体跨界实践的区域本质上是制度性建构的实体空间，而非数字新闻生产的真实语境。因此，作为边界空间的新闻创意设计生产，其复杂性需要结合本土化经验予以阐释。

　　本文将结合边界空间的运作条件具体分析新闻创意设计生产。边界空间的运作条件包括策略性模糊、渗透性和弱制度化三个层面，策略性模糊赋予行动者暧昧不清的身份特征，从而帮助他们避免被视为场域的“局外人”，并获得进入边界空间的机会；职业身份和性质的模糊则提高了行动者在边界空间内的渗透性；在此基础上的边界空间不同于成熟固定的某一场域，呈现出弱制度化的特征，即行动者的社会资本和劳动协作较为松散灵活，并未形成职业身份共同体（徐天博，严康，2024）。基于此，本文尝试讨论的问题包括：新闻创意设计生产如何形成边界空间？边界空间内的实践如何展开，并包含着怎样的价值观念？作为边界空间的新闻创意设计生产对理解数字新闻业边界和职业生态有何影响？

　　在连续几年推出防溺水宣传活动的“亮眼”产品后，M新闻创意设计团队直接接手了省教育厅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活动策划。品牌宣传和活动策划本质上是媒体为政务部门提供的“有价服务”（Xiong et al.，2021），一方面作为地方报业集团收入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地方政府部门在数字化环境下建立形象、沟通民意和促进治理的努力。“有价服务”无疑会令记者编辑面临采编与商业界限模糊的争议，但创意设计师很少陷入这样的思想矛盾中，“政府或者企业做了值得让人们知道的事情，我们不仅宣传出去，而且吸引更多的人互动参与，这仅凭记者的一篇稿子是做不到的”（N4）。因此，创意设计师通过定位产品的服务性功能，与信息模式主导下的新闻保持距离。

　　除此之外，创意设计师也会主动澄清其与传统美编的不同。传统时代新闻编辑室中的美编常常被视作“后妈生的孩子”或“二等编辑”，主要承接填补版面或版面美化的工作（陈百龄，1992），记者通常直接将写好的稿件交给美编，不再跟进后续配图。一旦稿件出现存疑之处，美编很难及时向记者求证。从创意设计师的角度来看，他们无论在地位还是分工上都已“大大超越美编”（N10），一些创意设计人员谈到当前的工作环境时表示，“我们都在融媒体中心”，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美编不在融媒体中心”。M新闻在2010年搬进新落成的报业大楼，而彼时的美编仍留在旧楼中，与记者编辑形成物理上的区隔。2017年，M新闻融媒体中心建成后，创意设计人员也被纳入。融媒体中心搭建的环形工作台分为内外三圈，内圈是中心负责人，中圈是社交媒体运营、微信微博编辑，外圈是记者和创意设计人员。创意设计人员被纳入空间层面的环形工作台，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是作为记者“帮手”的美编，还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与记者编辑同等的职业地位。

　　在空间区隔之外，创意设计人员在时间上也形成了相对自主的“创意工作节奏”。过去，编辑通常在截稿前两三个小时向美编发出绘图的要求，美编必须在收到要求时尽快交差。这种时间安排无法保证画稿质量，也意味着美编工作内嵌于新闻组织的时间常规中。数字时代的创意设计实践则有自己的时间参照，设计师N5坦言：“新闻要抢时间，因为首发很重要。但产品需要时间才能沉淀出好的来，催得紧了大家不得不糊弄了事。”相比于记者编辑为人熟知的日常写稿推送等节奏，新闻创意设计的周期显然鲜有人知。新闻创意产品的制作短则10天，长则半月甚至一个月，要经过创意讨论、产品框架确立、初稿到定稿的调整，其中还包括与记者的细节沟通、技术需求的调试和领导层的审核确认，其所需的复杂对接和反复修改势必会越出传统的新闻时间线。为此，创意设计师会采取有意展示的策略，主动邀请融媒体中心主任、M新闻副总出席产品创意的讨论会，获得管理层对创意设计工作节奏的认可。

　　M新闻的管理层开始意识到创意产品是新闻创新转型的一个抓手，并为后面引进创意设计师成立创意设计部奠定基础。因此，新闻产品尚在朦胧成长的阶段便已经获得“新闻创新”理念的背书，进而在具体的产品输出上免去一些阻碍。创意设计负责人告诉笔者，作为“走红毯”的创意产品“要么不做，要做便出彩”。“走红毯”的创意产品一方面代表媒体的“面子工程”，“没有它（产品）也叫媒体，但各大媒体都在做产品，你没有就显得很寒碜、很落伍，之前M新闻没有像样的产品，最多就是海报，所以我带着几个人来的时候，领导特别高兴”（N19）；另一方面，“走红毯”的创意产品还承担着冲击中国新闻奖的功能，“基础类的消息、评论，我们竞争不过一线媒体，新闻奖现在增加了页面设计和融合报道，很适合产品申报，这一块儿大家起跑线差不多，我们有另辟蹊径的可能”（N19）。总之，新闻产品作为“走红毯的东西”与新闻创新发生连接，这意味着创意设计实践在相对自由的空间里有更多被看见的机会。

　　在新闻编辑室内外，创意设计师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性模糊。具体而言，当与记者编辑合作时，创意设计师会有意模糊工作的性质，从而吸纳记者的加入和取得编辑的认可。产品的创意来源于新闻热点和此前报道细节，需要完整的故事线和情理交织的文案撰写。由于记者对产品形态的理解不够深入，其提供的报道素材往往局限于表层信息，难以满足产品制作过程中全面系统的要求。设计师认为产品和新闻报道并不相悖，“新闻是第一落点，满足大家对基本事件的了解，产品是第二落点，目的在于唤起大家情感的共鸣”（N6）。创意设计师会告诉记者产品想要突出的重点是什么，文案还需要新闻报道的哪方面素材，他们将这种做法称之为“反向培训”。为了让记者尽可能提供丰富的报道素材，创意设计师并不会凸显产品生产的独特性，而是强调产品作为新闻的“延展接续”，从而模糊“做新闻”和“做产品”之间的价值界限。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常常被视为由领导新闻编辑室变革的记者推动的，当新闻产品在媒体品牌影响力和形象树立上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时，记者的参与也意味着对创新的回应与探索。因此，记者逐渐愿意适当分出时间与精力投入产品生产，与创意设计人员共享“爆款”的荣誉感。

　　相比模糊产品与新闻的界限从而与记者共享荣誉感，创意设计师在处理与编辑的关系时更加现实。新闻的推送机制和推送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融媒体平台编辑。一般而言，对于新闻快讯，编辑会十分“上心”，甚至采用先推后审的方式以保证速度，即宁可先把稿件推出去，后续再进行内容审核修改（伊俊铭，2024）。不仅如此，编辑的奖金还与流量挂钩。基于传统编发与平台推送规律，一则新闻的爆款潜质可以得到判断，新闻流量的高低则直接关联编辑奖金的发放，尽可能多且快地推送新闻快讯意味着拿到更多奖金的可能性，而产品虽然制作精良，但周期长、流量表现难以预测且流量分红单一，很难被编辑优先推送。为此，创意设计负责人N19提出利益让渡的方案，即与编辑共同分成10万＋的产品奖金，从而保证“产品登上平台界面的好位置”（N5），而融媒体编辑也在与创意设计师的利益互嵌中，认为“推送新闻与推送产品没什么不同”（N15）。

　　除此之外，创意设计师借助不同的讲故事方式，引入新的工作逻辑，以实现“增值”。“未必是2000字的深度报道才能增加价值，不同方式表达，比如互动地图、互动时间线和互动游戏等也能增加报道的深度”（N7）。与工业时代以技术为中心的设计不同，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意设计侧重于发展对潜在用户的共情理解，这一方式背后遵循的是科技公司制作产品的流程和理念。部分设计师有在商业平台担任产品运营的工作经历，进入M新闻后自然而然引入系统性的策略机制，即用户调研、竞品分析、创意框架、产品方案、前期测试、反馈收集等，试图“挖掘硬新闻背后的复杂微妙”（N3），提升用户的可访问性。不仅如此，科技公司的工作逻辑和理念也被纳入传统新闻生产部门的工作逻辑，记者编辑在潜移默化中“以做产品的方式做内容”：新闻从业者开始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他们是否会愿意点击链接、打开产品界面，如何增加产品互动等，从而为新闻采编提供更切实的指导。

　　在新闻真实性的公理面前，创意设计师不是完全融入新闻场域，而是借助对新闻真实的呈现与建构实现矛盾的统一：一方面将包含着眼见为实理念的新闻照片作为证据使用，另一方面，穿插塑造用户审美体验的艺术绘图。水域保护工作队伍产品最后以“侠客”叙事逻辑作为主线，该产品上线颇为自豪地向笔者展示：“你现在体会到这里面的艺术加工和乾坤大挪移了吧？采访的对象和拍摄的照片都来自新闻报道，我们就是将古代不同地方侠客的形象和保护工作队对应起来，在产品里给他们配上特定的服装和刀剑，消除用户对这一群体的陌生化。”如此，真实性被界定为对新闻照片改造性利用的概念，“衔接”则是创意设计实践中达成真实的操作性方法。正如创意设计负责人N19指出的，“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真实的，设计师只不过把不同的部分关联组合在一起”。

　　“衔接真实”的做法还体现在数据产品的实践中。数据产品作为数字技术和可视化结合的产物，背后相匹配的主张是“有图有真相”。数据虽然是客观的，但不能直接等同于事实，数据产品的真实性建构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常江，2018），涉及创意设计师如何理解、运用和再现数据。在关于车祸死亡率原因统计的产品中，设计师引用某机构公开发表的报告作为数据源。但事实上，产品依赖的数据报告时间跨度仅仅覆盖了2000年至2020年，而2020年之后到产品发布的2023年这一时间段的数据并未包含在产品视图中。因此，有图未必有真相，数据产品的真实性包含着对数据的挑选和截取，创意设计人员为了帮助产品增加客观性及真实性，通常会标注数据来源，但不同的统计路径则会导向不同的结果。

　　创意设计师如何对待用户参与？一直以来，作为新闻创新的产品对新闻机构在数字时代获得文化权威和竞争力至关重要，主要原因在于产品的“交互性”和“可视化”寄托着媒体促进用户参与的期待。从公共新闻、公民新闻、参与式新闻到新闻产品，用户在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将新的事实信息、价值判断和个人情感代入分享过程，丰富和塑造着新闻的意义（刘鹏，2020）。新闻产品的界面被认为能够连接记者与受众，但记者理解的“参与”通常是受众数据，即喜欢、点赞、分享等流量指标。尽管这些指标能够帮助媒体了解用户的消费行为，但“参与”的含义并不局限于此。在创意设计师看来，“参与”还代表着用户对新闻的阅读、体验和感知等（Vos et al.，2019）。参与式艺术生产的价值理念主张用户不再是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与艺术家共同创造作品，与作品一起创造世界，创意设计师对用户参与的理解也受到艺术场域价值理念的影响。

　　然而，在创意设计师看来，现阶段新闻产品能达到的“参与”水平还十分有限。基于可视化和交互性的功能特征，更多实现的是可视化，“一图读懂××是最常见的产品类型之一，受众能够快速抓取长图中的有效信息，帮助他们理解某项政策或新闻事件的核心内容”（N3）。虽然用户在评论区的留言一定程度上纠正或补充了产品的内容，但本质上是对新闻生产结果的反馈而非创意设计师期望的“参与”。一位设计师表示，“用户对产品的参与非常有限，大多只是线性地浏览一下，甚至并不会点开产品设置的隐藏功能”（N6）。正如有研究指出，用户使用产品的交互性仍停留在点击层面的低水平互动，选择特定路径的中层交互和自主设置内容框架的高层交互较少（Webber & Rall，2012）。针对这一问题，融媒体中心主任N20解释道：“创意产品的成本高、时间长、收益风险大，一线城市主流媒体资金比较充足的，制作团队大，也舍得投钱进去，但我们还面临运营的压力，所以你看上去产品的类型就没那么高级，用户的互动也比较简单，这也是一种没办法的取舍。”

　　基于技术和美学的新闻产品已经和当下通行的新闻定义相去甚远，设计转向下的感官化新闻被认为与传统新闻价值观念体系存在矛盾冲突。在技术-美学的叙事逻辑下，真实不再是新闻的绝对内核而仅仅是要素之一，未来新闻业将面对“失去新闻”的文化后果。但与此同时，创意设计逐渐成为数字新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融入当前新闻生产的流程中，并呈现出与主流新闻实践不同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在认识论层面，技术美学的意识形态可能给新闻业带来巨大冲击。但在具体实践层面，这一变化体现为混杂交叠而非革命性的。处于制度化专业新闻实践之外的边界空间，意味着新闻创意产品的生产既不在边界之外，也不在边界之内，而是发生在边界本身。通过考察新闻创意设计实践，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开辟出思考数字新闻职业生态和价值理念的新路径，拓宽“新闻边界”概念在数字语境下的阐释空间。

　　在当下，新闻创新成为理解新闻边界问题的重要切入口，创意设计边界空间成为数字新闻创新的缓冲地带。毫无疑问，这一实践活动体现出新闻业在面临生存危机时，通过引入新形式、新技术和新观念进行自我革新的尝试。创意设计师与记者编辑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不同维度的合作，并呈现出属于新闻创意设计的专业实践价值。但这一实践并非打破新闻业的边界或依附于既有职业规范和操作逻辑，而是彰显出不同群体在特定语境下的“局部共识”。在创意设计人员眼中，新闻是一种产品形态或用户接口，而在记者编辑看来，新闻代表一种公共责任和舆论引导。尽管对新闻的内部结构和运行逻辑持有不同的专业预设，但边界空间内的行动者就新闻的功能与价值保留基本共识。这种“形式共识、内涵分歧”塑造了新闻创意设计生产跨界协商的可能，也展示出新闻系统中创新与规范的张力。事实上，无论是认为主流新闻规范被颠覆，还是主张创新行动被吸纳从而压制可能带来的变革，都无法解释新闻创意设计生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新闻创意设计生产过程也体现出创意设计群体的职业过渡性，这也印证并补充了近年来新闻职业生态的观点：不再致力于发展建立一种固定应然的职业观。以往对于数字新闻职业边界的阐释背后，新闻业通常被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生产场域，即一个“有自己规律的微观世界，并由它自己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对其他微观世界的吸引力和排斥来定义”（Bourdieu，1998：39），场域中蕴含的边界区分逻辑实则是“从中心看向边缘”。本文所展现的经验材料，则让我们看到“从边缘观照中心”的可能性。具体而言，边缘是作为新兴行动者的创意设计师进入新闻业需要经历的过渡阶段，向记者编辑职业共同体的融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定的话语策略和身份模糊后方能实现。这种过渡也成为创意设计人员职业互动的基础，预示着职业地位和职业实践转变的可能。

　　尽管创意设计生产正在生成新闻业中新的职业意识，但在新闻场域中任何行动都不可避免地被辩护为新闻实践。然而，已经被确认的新闻实践往往局限在清晰和狭窄的范围中，被纳入“我们已知的”范畴，大量在“行动中反映”的职业实践则是“我们未知的”（戴维·莱夫，2017/2022：151-155）。如果我们只关注那些被制度化或开展在专业领域内部的实践，就可能忽略发生于边界空间中“未知实践”的价值。正如贝克尔所言，“场”包含着以竞争和冲突为基础的支配关系，而“界”则关联起一种可拓展、开放的空间（霍华德· S·贝克尔，2024：340-341）。换言之，数字时代新闻职业的形塑过程，不仅在于“局内”与“局外”的区隔，更在于处于“局内-局外”之间边界地带的连接。对于传统新闻从业者而言，如何将技术审美维度纳入新闻生产环节之内，并形成更具包容性的职业实践，新闻业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个相对固定的“创意设计经理”角色来统筹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是当前新闻机构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的问题。